中新社北京10月25日電 題：中國如何應對全球化發(fā)展新趨勢？

　　——專訪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、區(qū)域國別研究院院長翟東升

　　作者 裴心語 崔白露

　　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(fā)展的客觀現實和必然趨勢。數十年來，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，促進各國民眾交流往來，推動科技變革與人類文明進步。隨著百年變局加速演進，全球化進程面臨新形勢，全球治理也面臨新挑戰(zhàn)。

　　以“構建發(fā)展共同體，共創(chuàng)人類新時代”為主題，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第二屆通州·全球發(fā)展論壇近日在北京舉行。受邀出席論壇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、中國人民大學區(qū)域國別研究院院長翟東升日前接受中新社“東西問”專訪，解讀全球化的新形勢和未來發(fā)展方向。

　　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(fā)展的歷史性趨勢，但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，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，全球化面臨什么樣的新形勢？

　　翟東升：全球化的歷史趨勢，源自世界市場體系的形成和發(fā)展，源自世界各地人們對更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源自消費者對更低成本和更好產品的持久需求。因此，長周期看，全球化有其歷史的必然性。但是，歷史的演進是曲折的、波浪式前進的，因為主導人類歷史演進的力量，除了市場還有政治和安全因素。恰恰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浪潮狂飆突進，激發(fā)了后金融危機時代美西方社會內在的反抗性力量。

　　2008年以來的世界政治經濟變局，本質上就是對此前這輪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的一種回調與修正。上一輪逆全球化周期，或者說全球化的上一個調整周期，是1914年至1945年，其間發(fā)生了兩次世界大戰(zhàn)、一次大蕭條和一次貿易保護浪潮。正因如此，中共二十大報告用動蕩變革期來概括當前時代的特點，是準確而及時的。

　　本輪全球化的調整期會持續(xù)多久？我個人認為會持續(xù)較長時間。首先，上一輪的調整期是31年，兩輪世界大戰(zhàn)導致應力釋放快速且充分。而這一次，大國之間至今并未直接開戰(zhàn)，此前全球化上升期所積累的各種應力，比如貧富分化、多元文化沖突、國家間力量失衡等，沒有快速釋放，而是以緩釋的方式展開。所以，這輪全球化調整期估計會以時間換空間：不像上一輪那樣慘烈，但恐遷延日久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近年來，全球格局面臨深刻調整，“全球南方”國家群體性崛起，成為影響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要力量。在全球化進程中，“全球南方”國家扮演了何種角色？

　　翟東升：“全球南方”國家的群體性崛起，如果排除了中國和印度，就主要不是經濟意義上的崛起，而是政治意義上的崛起。原因在于，從經濟數據來看，它們占全球GDP和國際貿易的比例并沒有持續(xù)的趨勢性變化。歸根結底，是因為沒有在工業(yè)化的階梯上獲得明顯躍升。但通過聯合自強，借助金磚國家合作機制、上海合作組織、《區(qū)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(xié)定》(RCEP)等地區(qū)性和全球性的國際合作框架，“全球南方”國家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的確不可小覷。

　　盡管這些國家的經濟實力還相對有限，潛力卻很大。全球80億人口，南方國家約占56億。如果這七成人口能逐步走上社會變革、治理提升、經濟發(fā)展的良性循環(huán)，那將為世界經濟注入持續(xù)和強勁的增長動力，中國經濟的外循環(huán)空間也將大大拓展。

　　2008年之前的全球化進程中，“全球南方”國家發(fā)生了“分化”，既有崛起之國，也有很多原地踏步，還有些甚至出現了去工業(yè)化和現代化倒退。所以，不是簡單一句“融入全球化”就可以實現發(fā)展的。歷史和現實表明，發(fā)展的道路上非常擁擠，還到處是坑，不存在一個簡單明晰且可復制的普適性方案，必須根據國家自身的稟賦和國情，結合變遷中的國際環(huán)境制定適當的發(fā)展策略。

　　例如，對于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，中國的態(tài)度不是徹底排斥，也不是全盤接受，而是根據自身發(fā)展階段，逐步開放市場，漸進融入世界，持續(xù)產業(yè)升級，推動工業(yè)化、城市化和數字化變革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中國倡導的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，有何內涵和價值？如何推動“全球南方”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發(fā)揮更大作用？

　　翟東升：中國提倡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，很有針對性和必要性。這意味著，推動多極化的進程，既不能失序也不能搞霸權，全球化應惠及廣大人民。

　　西方智庫和媒體造出“全球南方”這一概念，潛臺詞是想離間中國和發(fā)展中國家的關系，用發(fā)達國家的標準來要求中國。但中國始終是“全球南方”的一員，明確永遠站在發(fā)展中國家的一邊。中國與“全球南方”國家一道，利用多個國際平臺，推動國際制度變革，讓包括廣大發(fā)展中國家在內的各國均能從中獲益，才能實現普惠包容的新型經濟全球化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在全球化調整新時期，您認為中國還面臨哪些難題？如何破局？如何發(fā)揮負責任大國作用？

　　翟東升：中國在推動和引領新型全球化進程中，還面臨若干難題，如內部利益的沖突和調整。對于中國這樣的超大型國家而言，解決外部挑戰(zhàn)的關鍵在于做好自己的事。歸根結底，是要讓發(fā)展成果惠及最廣大人民。如建立中國特色的現代社會保障體系，大力提升保障力度，平衡供給側和需求側，做大做強國內市場，釋放14億人的消費能力和創(chuàng)新動力，提升民生保障和財富再分配力度。

　　過去中國經濟規(guī)模小，是以開放促改革，如今中國經濟規(guī)模大了，則能以自身改革促世界開放。正因如此，中國才能發(fā)揮負責任大國作用，為新型全球化提供更大市場和更多創(chuàng)新產品與服務。(完)

　　受訪者簡介：

　　翟東升，中國人民大學區(qū)域國別研究院院長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、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，國務院區(qū)域國別學學科評議組成員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所特聘研究員，新興經濟體研究會副會長，世界經濟學會理事，中國國際金融學會理事。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區(qū)域國別學，多年來在國家對外經濟關系、貨幣與金融的政治經濟學、美國研究和歐洲研究等方面建樹頗豐。在《世界經濟與政治》《教學與研究》《現代國際關系》、ECONOMICS& POLITICS等國內外學術期刊發(fā)表中英文學術論文數十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