鄧國治

　　說真的，那天跟著朋友去南沙溝，我的目的很明確，就是想采訪一下錢鐘書、楊絳夫婦。沒想到，才得進門，錢老便先申明：“你們作為朋友來訪，我這里當然歡迎；若是為的新聞采訪，那么，恕不接待?！?/p>

　　我只好換掉了身份，從記者變成讀者。其實，首先還是讀者，正是讀了二老的著作，才產(chǎn)生了想采訪的愿望。

　　正好楊絳也在家。讀過她的《干校六記》，腦子里先有了一個爽朗、幽默的印象，待得見面，卻是位恬靜、溫柔的女學者。幾十年風塵仆仆，她依然還是當年東吳大學文學院女生那種南國閨秀形象。錢老把我們介紹給老伴，隨即笑說：“一聽說記者，我先是嚇一跳。后見他們來意甚善，這才沒有用‘太極拳’的方式……”“太極拳”者，是指拳中的“推”式——拒而不納也。

　　錢老說：“我不愿意宣傳。我今年70多歲了，我只想抓緊時間，多做一點事。宣傳，只能給我?guī)偷姑Α！秶恰烦霭婧螅瑘蠹埳弦坏?，就平添了那么多來訪的、來信的，向我要書……”

　　《圍城》從1947年上海初版后，接著兩年又印了兩版，此后暌違30載，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，印數(shù)13萬冊，幾乎未出月就銷光；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。除了國內出版的，和香港有它的“盜印”本外，譯成外文的，便有英、俄、日、德等國文字?！秶恰酚绊懣芍^大矣。

　　楊絳抗戰(zhàn)時期寫過劇本，建國以后翻譯過多種文字的外國文學名著，著名的《唐•吉訶德》、《吉爾•布拉斯》等都是她翻譯的。近年來，開始轉向寫小說、散文，她詼諧地說：“這兩年，眼睛花了，懶得看小字、查字典，所以就自己寫點即興文字——我這也是個偷懶的辦法吧，實際上是不務正業(yè)！”——她在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。

　　這一“不務正業(yè)”，使我們看到了楊絳的許多新作?！陡尚Ａ洝酚扇?lián)書店出版了，人民文學出版社還將出版《楊絳小說散文選》。她的文字，情真意真，讀來十分親切；而那幽默詼諧的風格，又讓人想到她所有翻譯過的塞萬提斯、勒薩日等人的文章。盡管錢老在他為《干校六記》所作的小引里說到“《浮生六記》——一部我很不喜歡的書?！薄陡尚Ａ洝愤€是讓人想到了《浮生六記》，也想到了《項脊軒志》、《瀧岡阡表》一類古代散文中的名篇。盡管時代不同，內容各別，但一個“真”字卻是共同的，也是最能揪動人心的。看似身邊瑣事，細小，甚至是絮絮道來，但由于這一“真”字，就使你不但不覺瑣細無聊，反而像置身其中，與主人翁共同歡樂，共同嘆息，共同著急。我喜歡楊絳的文章，我想，最最主要的便在這個“真”字上。

　　“文如其人”，錢老夫婦待人接物，也同他們的文字一樣——如果能夠這么類比的話。雖是初次見面，但不大功夫，二老就同我們談得很坦率，很真誠。聽說我喜歡書畫，還一次次地從書柜里取出外國朋友贈送的外文版中國畫冊，不厭其煩地一頁頁翻給我看，講給我聽。楊絳已逾古稀，比我年長整整一倍，而她對我們說話，就像同朋友一樣，真切而隨便，使你立刻擺脫了拘束。錢老也如是，說起近年來雜務纏身，以至有些讀者來信顧不得細細作答時，他回身從書桌上翻出一封來信，指點著給我們看：“這是一個20年前就來過信的讀者。喏，你們看，他這里還責備我，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樣熱情洋溢，現(xiàn)在卻做不到了。他說這很讓他失望……”

　　其實，這是錯怪了錢老。人的精力、時間畢竟有限，且不說經(jīng)過這20年下來錢老的身體不用秘書、助手，而近年來會議、頭銜的有增無減，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時間。錢老給我們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樣的請柬，什么“吳敬梓研究會”、“水滸研究會”，還有許多的會議通知……他說：“現(xiàn)在我什么‘會’也不想?yún)⒓?，我只是想盡量多做一點工作，寫一點東西。國外有好幾處邀我去的，我也不想去，都婉謝了……”面對這幾年來盛行的出洋“考察”風，和爭頭銜、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講究，我感到，面前的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！

　　而錢老治學廣博與嚴謹，也的確令人肅然起敬！他是1937年英國牛津大學的副博士，精通多門外語——他只是自謙地說：“那時要考學位，除主攻一門外文外，還必須兼通兩門外語?！币馑歼@不過是環(huán)境使然罷了。而其實，精通外語到能寫作的程度，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達到的。尤為難得的是，他同時還精熟中國文學，包括深奧到詰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。中華書局出版的四部頭的《管錐編》，就是他對《周易正義》、《毛詩正義》、《史記會注考證》、《老子王弼注》、《列子張湛注》等十多部歷代有關著作與西洋文學哲學著作進行比較后的一些札記，里面有不少新的見解和有趣的比較。這里，十余部中國古代史專著與英、德、法、意、拉丁文5種外語的引文，不論是縱是橫，都可以當?shù)蒙涎笱蟠笥^的了。

　　而錢鐘書先生，除了融匯古今，博通中外，他還寫得一手好書法，有深厚的藝術修養(yǎng)。楊絳，則與其說是賢內助，不如說首先是同志，是志同道合的伴侶。

　　因為是“印象”，因為錢、楊二老的反對采訪而使我在交談中沒有作一言半語的記載，所以，我只是想到哪里，寫到哪里，也不一定說清了些什么，有些事實也未經(jīng)核實。而且，最根本的還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。但，心里有些印象，不寫總覺得不舒坦——這也是文人的一種劣根性吧。姑存于此，且待罵聲。

　　(1982年7月)